离散群体视角下的阿拉伯战争文学创作

时间:2022-08-30 22:27:09 作者:bob体育链接 来源:bob世界杯赛事

  [摘要]离散是生活于中东不同族群的共同主题,格桑·卡纳法尼的《太阳下的人们》和嘉黛·萨曼的《贝鲁特75》以战争为背景,以现实为依据书写由战争引起的离散群体的去向,以其命运走向警示世人,深入挖掘造成离散背后的原因,以离散为切入点书写战争,其创作虽受时代背景制约,但却超越了这种背景,即使在今日读来也仍然有其现实意义,是研究阿拉伯世界战争文学的重要作品。

  在阿拉伯近现代的历史上,战争从未间断,战争不仅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创伤和痛苦,也使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思想产生强烈震荡。战争阻碍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却也激发了战争文学的诞生,它与各种政治事件紧密相连,体现出不同的形式,例如,体现巴以冲突的抵抗文学,体现黎巴嫩内战的战争文学等。格桑·卡纳法尼的《阳光下的人们》(以下简称《阳光》)与嘉黛·萨曼的《贝鲁特75》(以下简称《75》)(注一)正是这两种形式的杰出代表。

  这两位闻名阿拉伯世界的著名作家,一位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和解放组织的先锋和精神之父,是以笔代戈直指犹太复国主义者心脏的斗士,一位是才华横溢,敢于揭开阿拉伯人厚重面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坚持人道主义立场的坚强女性,两人惺惺相惜,相知相恋,虽然并未修成正果,但在艺术上却相互影响。1972年格桑·凯纳法尼在贝鲁特遭袭击遇害,1973年阿拉伯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再次失败,1974年嘉黛创作《75》预示内战的爆发,由此可以推测,嘉黛的创作动机也许便是出自对格桑的怀念,对其思想的认同与继承以及对战后阿拉伯民族命运的反思和对未来的预测。

  两部小说非常相似,都反映了由于被历次战争阴影笼罩,或是为糊口之资,或是为改善生活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阿拉伯难民和移民的生存状态。《阳光》中,代表三代人的三位主人公试图藏身于铁皮储水罐中偷渡至科威特。在沙漠烈日的暴晒下,这些偷渡者仿佛身处炼狱,最后竟在离心目中的乐土不远处的地方因闷热窒息而死。《75》中的两位青年主人公曾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积极努力,他们渴望移民到与母国叙利亚有着相似背景的黎巴嫩,但背离了传统与价值观的他们却试图依附上层社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由于从一开始便误入歧途,因此其结局与《阳光》殊途同归。而小说中代表老年和少年的次要人物虽是黎巴嫩人,但在人物性格设定上也与《阳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两部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具有普遍性,象征阿拉伯三代人的主人公所遭受的并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悲剧,因此他们虽然身份各不相同,分属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却都面临共同的危机,承受共同的苦难。这两部作品遥相呼应,有异曲同工之妙。嘉黛对格桑·凯纳法尼的致敬与应和绝不是简单的仿写和续写,而将呈现出另一种思考。

  几十年后的今天,小说中描写的社会状况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变,阿拉伯世界依旧动荡不安,巴勒斯坦难民仍然颠沛流离,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黎巴嫩内战的阴霾也始终笼罩在人们心头,阿拉伯革命爆发后,叙利亚人民饱受苦难,大量难民涌入黎巴嫩,整个社会因此更是雪上加霜。因此,这两部小说的创作虽有其时代背景制约,但却超越了这种背景,即使在今日读来也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何为战争文学,书写战争场景的当然是属于这个范畴,然而书写被战争漩涡裹挟下离散的民众及其命运也同样是战争文学,甚至由于不直接书写战争而更发人深省,其所具有的警示和训诫作用也同样不言而喻。离散通常被用来描述因为政治、经济、宗教、历史等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公民身份原属于的国家,而到其他国家以难民、移民等身份居住。虽然时代已经变化,但对难民的定义基本是根据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所述,即“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难民分为经济难民、战争难民、种族与宗教难民、政治难民、自然灾害难民等,其中经济难民是为了改善生活而“自愿”背井离乡的人,也称“非法移民”。难民的属性并非是单一的,而是极有可能同时具有多重属性。格桑·卡纳法尼的《阳光》与嘉黛·萨曼的《75》正是这样关注战争阴影下,具有多重属性的难民生存状况的作品。

  《阳光》以精湛的艺术和深刻的思想使阿拉伯文坛为之瞩目,是巴勒斯坦抵抗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抵抗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即是格桑·凯纳法尼,他认为抵抗文学的出现则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后。以建国后,巴勒斯坦人民以各种形式展开斗争,在抵抗运动的新形势下,巴勒斯坦现代文学进入了抵抗文学的新阶段,遂成为抵抗运动的重要一翼。抵抗文学反抗压迫,其核心在于不管是个体的反抗,还是群体的反抗,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即追求群体的自由,而非个体的自由,因为如果整个群体都在承受压迫,个人的逃离也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阳光》小说中代表三代人的巴勒斯坦难民在以军队的层层推进以及以政府的高压政策下,被驱逐出家园,离散在被占领土上,他们隐忍、退让和逃离,可这样的妥协非但没有换来安宁,反而等来了死亡。格桑通篇未涉及任何抵抗的场景,也并未发出任何要求人们抵抗侵略的口号,然而读者掩卷后却恨不能也大声追问:“为什么你们不敲打铁罐壁?为什么?为什么?”作品让人为之扼腕之余,极大地激起人们抵抗的斗志。格桑在《阳光》中所运用的隐喻“不仅指涉了社会的层面(空间维度),而且指涉了历史的层面(时间维度)”。小说意在说明,如果巴勒斯坦难民只顾寻找个人的安定而逃避现实,回避斗争,就必然走向失败,面对压迫沉默不语、逆来顺受将是导致整个民族丧失希望的根源,这也正是抵抗文学所致力传播的核心思想。

  嘉黛·萨曼特立独行,著作等身。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促使她从关注爱情、婚姻等主题开始转向战争的书写,也开始在写作体裁上转型,转向书写“更能淋漓尽致表达承受政治、经济等外部压力下个体焦虑”的长篇小说,试图剖析失败原因,重建阿拉伯人的信心。其长篇小说以阿以冲突为大背景,主要以黎巴嫩内战为题材,作为常年旅居叙利亚之外的作家,她对离散有着深刻感悟,因此其小说常以书写移民状况来反映历次战争对人们造成的创伤,力图深刻揭露战争的原因,深入剖析阿拉伯人的人性。

  相比嘉黛后期另两部同样以内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亿万富翁夜》《尸体的化妆舞会》,《75》中对移民离开母国,在迁入国中所遇到的文化冲突的描写并不如前两者那么激烈,那是因为前两者是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考量移民的心理,而后者的移民迁入的是与母国有着相似宗教、文化、社会等背景,同属阿拉伯世界的黎巴嫩。尽管如此,主人公在迁入国仍然困难重重,法里哈在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感觉格格不入,倍感挫败,他明知自己“就像是一艘无法摆脱沉没命运的船”,在清醒中走向沉沦,最终疯狂。而雅思敏则力图完全舍弃自己所属的文化传统,竭力摆脱“藏在她的身体里”的“外界的声音和母亲的声音”,她成了纳米尔金鸟笼中的禁脔,被始乱终弃后又被愚昧的哥哥以“名誉罪”处死。

  《75》是嘉黛·萨曼从事15年短篇小说等文学体裁写作后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在其写作生涯上,这是一次极有价值的探索,它不仅以此预言了黎巴嫩内战的爆发,而且也将个人经历融入其中,开始思考离散问题,为其在以后的作品中深入探讨这个话题做了铺垫。

  《太阳》创作于1963年,《75》创作于1974年,虽然小说体现的离散都由历次阿以战争引发,但由于前者偏重以色列建国后的巴以冲突,后者关注阿以战争后的叙利亚民众,并以内战前夕的黎巴嫩为小说空间,因此两部小说中人物逃离母国后的去向各不相同,然而不管他们逃离何处,都不是作者的凭空想象,而是源于对现实的深刻把握。

  20世纪20年代末,科威特发现石油。20世纪20年代以来伴随“石油繁荣”而来的大规模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劳力匮乏成为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而其所需劳力主要依靠外籍人,在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外籍人数已超过本国人数。

  《阳光》中将巴勒斯坦人向往的淘金地设为科威特有现实为佐证。近代科威特与巴勒斯坦的深厚关系从英国对科实施委任统治时期便已开始。1923年,巴勒斯坦便有宗教界人物应科威特当时的埃米尔艾哈迈德·贾比尔之邀率团访科,为阿拉伯阿克萨清线年,阿拉伯世界教育水平较高的巴勒斯坦还向科威特派遣了第一个教育代表团。科威特人民有着强烈的阿拉伯民族意识,因而对巴勒斯坦问题极为同情,这种天然的亲近感使巴勒斯坦人在逃离母国时更愿意选择科威特。

  1948年后,随着巴勒斯坦土地被占领,大量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流向科威特的大规模移民潮由此开始。截至1961年,在科的巴勒斯坦人已经达到3万7千人,占外来人口的18.5%,而埃及人只有3000。巴勒斯坦人民的移民潮主要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这与小说描述的时代相吻合,格桑曾于1956年前往科威特教书谋生,在科期间,他一定遇到很多与自己一样流离失所、漂泊于故土之外的同胞。在巴勒斯坦和海湾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是巴勒斯坦人中最大的群体,至1990年已达到40万之多,他们在当地已经生活了30多年。20世纪80年代,在海湾地区就有60万巴勒斯坦人定居,其中大部分人定居于科威特。

  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世界里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因此在科颇具影响力,在科的巴勒斯坦人常为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教师、承包商或记者,但也有不少为了谋生和生存,不得不以身犯险偷渡去科威特的底层人物。在科威特数目如此庞大的巴勒斯坦群体并非都是偷渡客,但格桑非常善于将作品中的主人公及其人格特征泛化成了具有广泛性、普遍性的典型。他以偷渡客为典型,正是为了说明所有巴勒斯坦人命运的通性,巴勒斯坦土地是维系所有人的纽带,如果每个人都像小说人物那样只追求个人的逃离,那么他们最后的结局终将一样。

  偷渡者所选择的道路,就是途径约旦、叙利亚、伊拉克的沙漠之路以避开重重边境的关卡,蛇头的无良、偷渡过程的非人折磨,使真正能够偷渡成功的人少之又少,不幸的人变成沙漠中的白骨,幸运的人虽捡回一条命,但被遣返原籍。前往科威特的巴难民大都为未婚青年,即便已婚者,也大都只身前往科威特,因为这条道路艰险非常,老弱妇孺根本无法承受。艾布·赫祖朗虽然夸夸其谈,但在描述这条偷渡道路之艰险上,却丝毫没有夸大其词。然而,尽管这条路极有可能是不归路,但他们仍然认为,比起在巴勒斯坦毫无尊严的赤贫生活,还不如拿生命做赌注。

  而在《75》里,来自叙利亚的主人公们向往的则是黎巴嫩。现实是作家写作的本源和最终归宿,从大马士革出发前往贝鲁特寻梦的故事是嘉黛个人经历的映射,她虽为叙利亚人,却因其大胆写作而被叙利亚政府缺席审判三个月监禁,此后她便以黎巴嫩为第二故乡。从大马士革到黎巴嫩并不只是空间的转移,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历史上,黎巴嫩一直作为沙姆地区的一部分。1943年独立后,著名的国民协议发表,协议强调了黎巴嫩脱离法国独立的事实,但也同时表明了其脱离叙利亚的鲜明态度。即便如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依然认为:“黎巴嫩人民就是叙利亚人民,反之亦然,我们只不过身处两个国家而已。”在叙利亚人的心中,前往黎巴嫩不仅在地理上极其便利,在心理上也更容易接受。更何况,黎巴嫩独立后,社会和经济获得巨大的进步。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黎巴嫩已成为中东地区名副其实的贸易、金融、旅游和文化出版中心。虽然直至1975年4月,黎巴嫩的政治局面一直动荡不安,但经济状况却持续稳定,银行业繁荣,经济和金融前景光明,文化及社会活动丰富。石油给海湾诸国带来兴旺,也使来黎巴嫩避暑的人们更加川流不息。不管从休闲娱乐,还是医疗服务,黎巴嫩在整个近东地区中独一无二。贝鲁特堪称物质与精神财富集中的国际都市,成为近东各大都会之首,它容纳了全国人口1/4以上,包括大部分的欧洲人、美国人及其他外国人。

  如此繁华盛世自然对来自叙利亚的雅思敏和法里哈构成强烈吸引。因为跟黎巴嫩相比,叙利亚的经济并不发达,1970年,阿萨德亲任总理,虽然在经济上实行比较开放的政策,叙利亚曾在1975年至1979年经济出现较大发展,国民收入也有所增加,但改组前复兴党的内斗以及与埃及纳赛尔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已经留下的弊端毕竟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除,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效益低下,这些必然会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生活虽然不像《阳光》中的主人公那样水深火热,也不会因为失去故土而流离失所,但一夜暴富的幻想驱使着他们,促使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自愿离开故乡去异乡漂泊,而命运的洪流将他们汇聚在一辆出租车上,带着他们共赴“梦想之地”贝鲁特。

  虽然主人公背离母国,选择前往的国家并不相同,但同作为离散在外的人群,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设定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社会、文化、政治等现实的产物,映射和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以战争为背景,以战争引起的民众的颠沛流离来反映其造成的恶果,这并非为了激起人们的仇恨,煽动人们的战争情绪,而是为了记忆伤痛,激励人们向往和平,格桑与嘉黛以其作品极大丰富了战争文学的内涵,由于两位作家的渊源,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设定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在《阳光》中,老实本分的艾布·盖斯在被夺走财产的这十年里“像个叫花子似的活着”,儿子辍学,早夭,相比这眼前“像只老狗一样”的生活,科威特无疑是“梦幻般的地方”。同村萨尔德的鼓动、妻子无声的盼望,都促使他明知这是一次“难以保证后果的冒险”,仍然鼓足勇气铤而走险。埃斯阿德参加过政治斗争,在中似乎还是个领导人物,被捕后受到侮辱,虽然被一名警察偷偷释放,但他还是被安上了“危害国家的阴谋分子”的罪名,他渴望前往科威特,认为那里会给他带来财富和生命的保障。玛尔汪的父亲抛妻弃子,与一个残废女子结婚,也仅仅是想住在一间水泥顶的房子里,玛尔汪为此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小小年纪便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生活的重压毫不留情地暴露出人们内心的卑微,抽离了他们的勇气,让他们甘愿屈服于眼前的苟且。

  他们前往科威特的目的很单纯,并非为了在科定居,而是正如《阳光》所述,是为了“一眨眼就把钱赚到手”,他们向往的黄金之国科威特虽然能为他们提供糊口之资和生命保障,但是巴勒斯坦的土地才是他们的家园。因此,每当艾布·盖斯把胸脯贴到地面上,就能听到故土的跳动,嗅到故乡的气息;埃斯阿德的逃离完全是被迫的;玛尔汪赌气辍学,只是想把他挣的每一分钱都寄回家去养活年幼的弟妹们。

  被迫逃往科威特,但始终心系故土,格桑对这些移民的心态把握十分准确,因为这并非他的臆测,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最早前往科威特的巴勒斯坦人大都单身,他们只是将科威特当成打工赚钱养家的地方,因此他们省吃俭用,将收入尽数寄回家。英国社会人类学专家Petra Linhart曾受邀前往巴勒斯坦人在科威特的群居地做客,他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从未想过在科威特生活,因为其魂牵梦绕的归属始终是巴勒斯坦。

  而《75》中的两位移民,雅思敏和法里哈则是自愿前往黎巴嫩,雅思敏放弃了本来体面的教师工作,她在挥别母亲时斩钉截铁,毅然决然奔向她心目中的自由世界,因此,当她结识富人纳米尔时,便认为已经找到了所谓的爱情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和婚姻。法里哈和雅思敏有共同的发财梦,而实现这一梦想的唯一途径便是投奔同样来自杜马但已经发大财的尼香,但与雅思敏略有不同的是,他对家乡恋恋不舍,也不忍看老母送行时的婆娑泪眼。母亲意味着母国,与她的亲疏意味着与母国的联系。作为一位移民者,最大的痛苦便是没有祖国,即使将母国抛诸脑后,也并不意味着就能被迁入国接纳,而法里哈并未否定与母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想回到过去,却身不由己,在黎巴嫩宛如浮萍一般,无处可遁。

  从两部小说其他次要人物对比来看,也有极大的相似性。老年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大抵相同,他们都恪守本分,不愿面对现实,然而忍辱负重的结果却是将不幸延伸至下一代。青壮年一代比他们具有更多知识,也更愿意去尝试和改变,然而他们所致力改变的只是自身的生活境遇,原本是改革或革命中坚力量的青壮年一代或是对现实失望、麻木不仁而改变价值观,或是成为落后习俗的牺牲品。少年一代本应学习知识以建设家园,却碍于形势被迫辍学,或是偷渡打工,或是以血肉之躯去参加武装斗争。

  不同的人物设定,却有着殊途同归的命运,养家糊口的巨大压力和对财富的渴求驱使着他们逃离母国,奔向他们心目中的梦想,然而逃离意味着回避现实,他们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或是亡命在途中,或是离散在他乡,个人无法得到救赎,对他们所属的国家也丝毫无益。

  两部小说中的旅途始终为死亡气氛所笼罩,且人物所处的空间均十分狭隘。《阳光》中天空时时盘旋着的黑鸟预示着死亡的结局,三位主人公像陀螺一般被命运抽打,被压抑得无法喘气,恶劣的环境让他们处境艰难,藏身烈日下的大铁罐,这里黑暗逼仄、密不透风,在烈日的炙烤下已然成了火狱,尽管汽车载着他们“好像正去撞击未知的新命运的大门”,但“它好像被重重的无形大山所阻隔”,预示着他们永远无法达到梦想的彼岸。

  第一次成功通过关卡的艾布·赫祖朗有些兴奋,当他打开铁罐,放出在里面的三人时,他们竟然觉得烈日下的沙漠更为清凉,只是六分钟,他们的脸上已呈现出“死尸般的蜡黄”。第二道关卡就在前方,他们预感“太阳会把他们烧死”,想到太阳“会把存在于他们胸中的动力烧毁掉”便心生恐惧,然而成功偷渡科威特的念头仍然在滋长,“故伎重演”的侥幸心理让他们再度自觉进入这可怕的“火牢”。从11点半到12点差9分,由于边境官员以低级趣味调侃艾布·赫祖朗,21分钟的煎熬已经足以致人死地。当艾布·赫祖朗打开铁盖,摸到的却只是窒息而死的尸体。这些祈望以偷渡而改变命运的偷渡客,这些可以在濒临死亡的时刻仍然以极大毅力控制住自己不去敲打铁罐壁求救的人,却没有勇气去直面真正的压迫,更没有勇气去反抗。

  《75》同样以烈日开头,以热气蒸腾、令人窒息的大马士革街道为小说开端的场景,此后,人物便进入憋闷如灵柩般的出租车,死神一般的司机,三个仿佛在为他们哭丧的黑衣老妇,都预示主人公的命运将走入绝境。此后,叙事几乎一直在狭小的空间内展开,雅思敏被金屋藏娇的房间、法里哈在贝鲁特住的“蜜糖旅馆”、艾布·穆斯塔法全家12口人同处的小屋、艾布·马拉的铁皮屋、宣判托昂终身监禁的法庭……空间的狭小让人物无处可避,承受更多的压抑。

  《75》中的雅思敏实现了她的移民梦想,她如愿到达贝鲁特,过上了优渥的生活,然而这一切都以与传统割裂为代价,她所笃信的女性解放只是身体的解放,她所寄托希望的也只是一个富家子。她背弃母国,鄙夷自己所属的阶级,却在异乡无法找到归属感,终被兄长以落后愚昧的名誉罪处死。

  对法里哈而言,“过去”是他在叙利亚杜马的记忆,“现在”让他全无自信和安全感,而“未来”是不断的堕落和无意义的生存,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系已经断裂,大马士革难以回归,而贝鲁特又并未接纳他,他对自我的存在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在极度的虚无和焦虑中,法里哈疯了。

  《阳光》结尾处,格桑·凯纳法尼借主人公艾布·赫祖朗之口发出呐喊:“你们为什么不从里面敲打铁罐?你们为什么不呼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而在《75》结尾处,法里哈痛苦地大喊:“贝鲁特,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一连串追问仿佛是对《阳光》的跨越时空的回音。主人公的境遇虽然大相径庭,但都在目睹同胞死后万念俱灰,生理缺陷、心灵创伤和精神痛苦让他们对自己,乃至对整个民族的命运都产生了无法遏制的深重挫败感,这些饱含痛苦的呐喊正是对阿拉伯人和阿拉伯民族精神的反省和拷问。屈从于命运和幻想之人必然要用生命付出代价,脱离和背弃传统之人也必然承受内心的煎熬,他们要么死去,要么活着,但不是被囚禁,就是疯狂。被迫逃离家园是痛苦的,然而究竟是谁让他们放弃安逸稳定的生活离散在他乡?

  《太阳》中的主人公本可在自己的土地上全家团聚,安心度日,然而财产被剥夺,生命遭威胁,这一切并非由于天灾,而是1950年3月实施的《无主财产法》带来的恶果。格桑在小说中虽未明示,但对巧取豪夺的控诉却直指这一法律。以色列除了没收那些逃出以国界的阿拉伯人的土地外,还没收了住在以本土,但被怀疑与旨在消灭以的敌对势力有联系的阿拉伯人的很大一部分土地。由于没收的过程含混不清,导致了很多阿拉伯人的土地被掳夺。由于当局掩盖掳夺土地的行径,以色列普通民众对阿拉伯人遭受的掠夺并不了解,这一点在格桑下一部小说《重返海法》里体现得更为明显,他认为很多以色列普通民众其实也是被政治裹挟的受害者。正因为格桑对以色列人形象的刻画一直是客观而非刻板的,因此他的作品才更具有现实性。

  从其作品可以看出,格桑认为一味谴责以色列人,除了泄愤之外并不能改变什么。以色列的占领诚然是使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的直接原因,但他也敏锐地认识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领导阶层对此难辞其咎,巴勒斯坦人和整个阿拉伯民族有其自身的弱点,并且他对这一点毫不避讳。小说中的艾布·赫祖朗就是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领导阶层的代表,1948年之前他在巴勒斯坦的英国驻军服役五年,此后以热血男儿之躯投入对以色列的战斗,却因此失去了男性的生理特征。但他被的不只是生理性征,还有他的心理,祖国对他不再有意义,他“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更多的钱,更多的钱”。他并非专业的蛇头,为人尚有良知,然而他所策划的偷渡之道却充满艰险。艾布·赫祖朗所代表的正是与犹太复国主义、西方殖民主义相苟合的巴勒斯坦的领导阶层和阿拉伯国家落后的统治阶层,他们也是造成民众被迫远离家园、颠沛流离的始作俑者,根本无力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因此,格桑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而不应该将其托付给这些无能、反动的领导阶层。

  无独有偶,《75》中也有一名丧失男性特质的主人公法里哈,与艾布·赫祖朗不同的是,他在生理上还是男性,但他的男子气概已经被父权制度、统治阶级的代表尼香掳夺。巴以冲突中阿拉伯人的屡次失败使他们迫切需要具有男子气概的偶像来鼓动人心,但讽刺的是,他们所崇拜的男子汉其实是由统治阶级一手炮制的一种策而已。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崇尚的男子气概成了精心包装后的消费品,其虚伪性不言而喻。在小说结尾,当法里哈将疯人院的铭牌挂在了贝鲁特的入口处时,露出了癫狂的笑容。

  小说主人公一死一疯,其他次要人物一人被终身监禁,两人死去。所有在等待中隐忍,不直面现实的人最后都被盘根错节的父权统治阶级生杀予夺,只有穆斯塔法除外,他于尚在求学的年纪辍学加入武装斗争,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正确的道路,嘉黛在此后的作品里对这一点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但至少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部小说体现了嘉黛彼时对社会的理解,因此她热烈呼唤革命的到来,认为这是反抗父权统治的有效途径,因为正是这样的统治,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父权统治“比任何一种被迫隔离的方式更牢固,比阶级的形势更无情、更抑制,而且毫无疑问也更长久……父权制作为制度是一个社会常数,这个常数贯穿其他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式,而不管它们是通过社会等级,还是通过阶级形式,是通过封建统治,还是官僚政治或巨大的宗教团体的形式”。《阳光》中虽无具体的父权统治阶级形象,但不管是胖子蛇头,埃斯阿德父亲所谓的战友艾布·阿卜德、艾布·赫祖朗,还是低俗下流的边境官员,这些人虽然不是父权统治阶级,但却依附于其上,作为其代理人,合谋欺凌压榨普通民众。《75》中的尼香、纳米尔和他的父亲纳尔吉斯·萨基尼、法堆勒·萨尔穆尼所属的资产阶级则是父权统治的代表,而以色列和其他干涉黎巴嫩事务的外部殖民力量则是另一股势力。各种父权统治互相勾连,使整个社会的底层人民都受到压迫,这正是导致巴勒斯坦人民背井离乡、被迫偷渡以及叙利亚、黎巴嫩普通民众苦难的罪魁祸首。

  《太阳》创作于1963年,《75》则创作于1974年,这两部几十余年前的作品时至今日读来却依然令人触目惊心。小说令人震惊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其艺术表现手法如何娴熟,也不在于其如何体现两位作者的创作思想,而在于其体现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两者均受到作者身处时代的限制,因为在这足以改天换地的几十年间,战争仍未停止,离散还在继续,这两部小说中人物所经历的苦难每日都在上演,甚至愈演愈烈。

  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况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上的活动严格限制,他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生活资料被剥夺,格桑在小说中所描述的偷渡场景并不只是艺术创作,而是不断在现实中重现。巴勒斯坦人偷渡,甚至到以色列去打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主要从事建筑、工业和农业。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地区的工资相比,这里工资翻倍,无疑更具吸引力。去以打工,甚至参加以定居点的建造对这些需要养家糊口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并不具有政治意味,因为比起失业带来的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他们也只能选择承受屈辱。然而以色列当局并没有发放太多赴以打工的通行证,他们只能各尽其能,乘坐铁罐车无疑是偷渡的一种手段。一位名叫的青年在《中东报》的采访中坦言,他曾藏身于十几个人的铁罐车内偷渡至以色列,也差点由于缺氧而窒息。2005年,以色列警察逮捕了50名企图通过冷藏货车车厢逃往以色列务工的巴勒斯坦人。2010年,巴勒斯坦一家通讯社报道,25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居民试图躲藏在燃料运输车的铁罐里偷渡到以色列找工作,车主为东耶路撒冷移民,他收取每人250谢克尔作为报酬。尽管偷渡途中充满艰险,也尽管这些打黑工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时缺乏保障,但是这种现象却屡禁不止。

  除了这些留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大部分巴勒斯坦人离散在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地,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数据,2009年时,仅在叙利亚一国便有52.5万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而线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巴勒斯坦难民的处境更加恶化。他们并不想卷入冲突,只能再度逃亡,由于约旦不愿再接受更多的难民,他们可能只有逃往黎巴嫩。

  然而黎巴嫩的情况并不乐观,内战遗留的问题尚未解决,巴勒斯坦及叙利亚难民的不断涌入又让这里不堪重负。黎巴嫩内战于1975年爆发,到1977年时已造成极大破坏,黎巴嫩的“直接经济损失达750,800亿黎镑,4万多人死亡,10万多人受伤,约几十万人逃往国外”。内战掠夺了生命,束缚了自由,是对思想的钳制、对心灵的禁锢、对自由的封锁、对创造力的扼杀。2016年阿拉伯布克奖(注二)年度入围候选作品中仍有两部小说以黎巴嫩内战为背景,由此可见,战争虽然终会停止,但它带来的创伤却难以消弭。

  而在叙利亚,在创作《75》的时代,叙利亚尽管经济并不发达,但人民尚可安居乐业,小说主人公雅思敏和法里哈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条件而奔赴黎巴嫩,而在2011年后,叙利亚也沦为人间炼狱。根据法国《费加罗报》2016年2月12日一份由非政府组织叙利亚政策研究中心与贝鲁特美国大学合作编写的题为《直面分裂》的报告指出,叙利亚冲突已造成47万人死亡,而伤亡总人数约占叙利亚人口的11.5%。近800万人在国内无家可归,另有大约400万人在叙利亚多个邻国注册为难民。在黎巴嫩,叙利亚难民数一度高达120万,俨然成了全球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平均每1000人中就有232人是难民。

  叙利亚难民大量集中的国家依次为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还有很多难民以土耳其为中转偷渡前往西方。然而,不管是前往同为背景的国家,还是前往文明、宗教等迥异的西方,难民们在获得生命保障、生活资料之余,首先面对的将是如何融入迁入国的问题,这恐怕历经数代才有可能。对于因战乱而背井离乡的难民而言,他们被迫骤然从自己熟悉的土地抽离,被强行割裂与家园的纽带,其间的痛苦自然不言而喻,只要有机会回归家园,即使困难重重,他们也一定愿意重返故乡,事实也正是如此。2015年10月,约旦救助叙利亚难民的组织发现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重返叙利亚。偷渡入欧洲的叙利亚人也是如此,仅在2015年11月,向瑞典移民局提出回国申请的就高达480人次,这些千辛万苦偷渡而来的叙利亚人决定重新返回自己所熟悉的环境。难民回流的原因或是由于难民营生活日渐窘迫,或是由于在迁入国无法融入,但不管何种原因,即使由于战乱他们暂时不会再回叙利亚而会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但只要战乱停止,他们仍然向往自己的家园。对西方而言,在应对欧洲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难民危机时,不管是出于人道主义欢迎难民,或是费力甄别“难民”还是“移民”以确定接受或遣返,抑或是敌视排斥,都不如尽力解决叙利亚危机,让和平重新降临在这片土地上来得切实可行。

  在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是离散群体的主要构成,有着移民海外传统的黎巴嫩,外来人口众多的海湾富国,都无法忽视离散这一话题,如今的叙利亚内战更是导致了无数人因此流离失所,离散在祖国之外。可以说,离散是生活于斯的不同族群的共同主题,而《太阳》和《75》以战争为背景,以现实为依据书写这些离散群体的去向,以其命运走向警示世人,深入挖掘造成他们离散背后的原因,以离散为切入点书写战争,其作品的现实性不言而喻,是研究阿拉伯世界战争文学的重要作品。

  注一:本文中《太阳》中的引文均出自郅溥浩的《阳光下的人们》,载于《春风译丛》1981年第2期。《75》中的引文均为笔者翻译,引自嘉黛·萨曼的《贝鲁特75》,嘉黛·萨曼出版社2003年出版。

  注二:阿拉伯布克奖为阿拉伯文学国际奖,这个奖只授予阿拉伯作家所书写的小说,旨在表彰阿拉伯地区一年来最优秀的小说,该奖项得到伦敦布克奖基金支持,并由阿联酋阿布扎比旅游文化局资助,大奖得主的作品将被翻译成英文以促进其国际传播。

  作者:史月(1979~),女(回族),上海人,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主要从事阿拉伯现代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研究。